文／唐湘龍
「媽媽嘴」真可怕。「媽媽嘴」所衍生的各種嘴更可怕。包括名嘴。
我沒有比一般民眾知道更多細節。就算有，從同業耳聞的內容，我也裝不知道。做新聞工作，我儘量不做不懂、不確定、不重要的二手傳播。尤其這種事：人命關天。
我不是說這對受害夫婦的兩條命。這當然是悲劇，想都想不到的殺身之禍。希望案子能破，勿枉勿縱。但「勿枉勿縱」是司法界的「成語」，大陸說的「套話」。「官話」。聽起來是正確的，無可辯駁的，但重點是：誰知道枉了沒？誰知道縱了沒？
如果會枉人的人，會縱人的人，就是說「勿枉勿縱」的人，那麼，司法的人權問題就都在裡頭了。你對這種事有沒有感？只看你在一個眾所矚目的案子裡，角色是什麼，是當事人，是司法人，還是七嘴八舌的圍觀「鄉民」。
案子快滿月了，對一個命案來說，破案黃金期幾乎過了。但幸好沒破。因為到目前為止，這個案子完全看不出破的條件。相反的，我看到一種社會案件裡最不好的慣性：怕「縱」的，比怕「枉」的，聲音大很多。第一時間，絕大部份的媒體幾乎都覺得，破了，就這三男一女，心狠手辣，謀財、殺人、棄屍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收工。
幸好，法官沒有把這三個押下來。這個案子有了讓司法進步的機會，讓每一個人「誤陷法網」時，被枉的機會，降低了許多。
沒有人敢說這三個人一定無辜。我只是強調，不管是不是檢調警，尤其是媒體、鄉民，更不可以「勇敢」說這三個人就是兇手。辦案，靠証據。不是靠勇敢。証據力不足的勇敢，是司法裡最可怕的東西。你如果沒有曾參殺人、百口莫辯的經驗，你不會知道這種「証據力不足的勇敢」其實是司法的瘋狗浪。來的時候，人命如蟻，走的時候，無聲無息。
如果這三個人是兇手，當然罪有應得。但如果不是，這三個人註定是最慘受害者。他們的人生，毀了大半。如果最後，破不了案，這三個人的人生定調就是：殺人嫌犯。被社會「嫌疑」到死。
但被嫌到死，可能還比被枉到死好得多。我慶幸台灣司法人權的進步，刑求沒有了。20、30年前，如果一個「弱女子」指控三個壯漢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，刑求一下，三人認罪。案子就破了。王迎先的案子，江國慶的案子，就是這樣，蘇建和三人的案人差一點也是這樣。沒賠上命的，也賠上青春。
司法的品質，不只在避免「縱」，更在避免「枉」，尤其麻煩的，是在「縱」不下去時，是不是就給他勇敢「枉」下去？這個案子，差一點點。差一點點，就憑感覺破案了。司法的瘋狗浪，差點又捲走幾個人。
法官第一次沒押，當然是對的。因為，除了謝姓女嫌的指控外，沒有其他任何直接、間接証據証明這三個人和案子有關。到目前為止，所有有關呂、鍾、歐三人犯案的直接証據，就來自謝女指控。在謝女翻供之後，這個証據也消失。那麼，要怎麼押這個三個人？
法官第一次沒押，讓這個案子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。畢竟，大家可以思索一件事情：謝女已經被收押，如果案情一如「偵查公開」的內容，她領藥，她領錢，她在案子裡一定有某種角色。如果她不是主角，她有什麼動機不把主角供出來？如果兇手就是這三個人，她有什麼動機要翻供讓他們脫身，還對「攀誣三人」致歉？除非，謝女和這三人之間，有外界還不知道的關係。
「媽媽嘴」的店裡沒有監視器嗎？如果謝女和死者確有鉅額金錢往來，錢呢？如果真有這筆數百萬的錢，那麼，錢在誰手上，這個人也很可能就是謝女要保護的人。這個人，是這三個人，還是，另有其人？社會案件裡，最可怕的氣氛就是「想當然耳」，然後，「越看越像」。現在，大家都「想當然耳」認定「一個弱女子不可能單獨殺兩人」，這三個人行跡可疑，言辭閃爍，「越看越像」。如果「一個弱女子」不可能單獨殺兩人，那麼，其他的兇手就一定是這三個人嗎？有沒有可能是其他還沒有現身的人？
法官第二次又沒押，讓檢警很挫折，這是一定的。這表示，這幾天時間，檢方認為補強的証據，都不夠強。而且，從謝女口中，毫無所獲。這不是「白領犯罪」，法官沒有表現「人權意識」的必要。坦白講，攸關人命的刑事案件裡，兇嫌不是「有逃亡、串供、滅証之虞」，虞都不必虞，百分之百想辦法逃亡、串供、滅証。所以，實務上，只要檢方有個三分証據，法官一定給你七分支持。押得下來，先押再說，押人取供，方便破案。但法官不但沒押，連交保金額都沒加一毛錢。這不可思議，這真是檢察官的奇恥大辱。
簡單講，以一樁兩條人命的殺人兇案來講，司法實務上，押不下來，就辦不下去。檢察官接下去要面對非常嚴酷的考驗。檢察官不想縱，這可以理解；但法官不想枉，這更應該被理解。更應該被社會大眾理解。我們縱容「媒體殺人」太久了。而且，就算殺錯了，也沒事兒。
接下去，將有一段「司法正義」的崎嶇路。難得一見，檢察官和法官在刑案上頭針鋒相對。我對破案不悲觀，終究，謝姓女嫌應該知道絕大部份，甚至全部的事，只看她什麼時候說。人到、錢到，測謊、對質，真相會出來的。
這個案子，死者有兩人，但兇手有幾人，別急著下斷論。「媽媽嘴」裡，有人性的黑暗，但也有司法的亮光。
(本文作者唐湘龍，資深媒體人、時事評論家，NOWnews《今日新聞》名家論壇作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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